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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式-他们是将革命理解为一种自我和世界关系重新塑造的方式-吴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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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基於此方法論的研究有三個關鍵詞很值得注意:

思想史研究能不能發揮一些哲學以往發揮的作用?這不是說思想史能夠完全取代哲學,更何況思想史也不可能與哲學隔離或絕緣。但思想史的探討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就是有非常突出的跨學科特點,因為思想史研究的是人類觀念對人類行為所發生的作用,以及如何來理解這些種觀念。要達成這種理解,需要對歷史和社會的特定情境具有高度的敏感,哲學比較偏重普遍性的面向,而思想史似乎能比哲學更有效地處理普遍與特殊的關係。因為人類生活同時具有普遍與特殊的面向,哲學在原則上也重視特殊性,但是它主要提供普遍性原則。而人類生活是一個「故事」,一種敘事。故事里當然有許多顯性和隱性的原則在起作用,但它們彼此的關聯,以及與生活實踐的關聯,以及它們發生作用的機制,是格外複雜多樣的,常常是混亂和黏連的(messy and sticky),這就需要用一種複雜的敘事而不是乾淨的原理或命題才能把握。卡爾?波普爾曾經用「雲與鍾」的隱喻來比附兩種不同的現象,自然科學如同鍾錶一般,有比較明確清晰的規律和確定性,而社會文化世界有點像雲,雲是有一定形狀的,並不是完全無章可循,但云的流變是變化多端的,受到許許多多的變量影響,沒有線性方程可以解釋,有許多不確定的偶然性。我想,社會科學可能在雲與鍾之間,而思想史比較接近「雲」。

圓桌對話結束后,在場學員向諸位教授提出自己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許紀霖教授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作進一步補充說明,他指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是我與你的關係,老一輩研究者將自我和研究對象構成命運共同體,彼此之間有強烈的情感聯繫,甚至有強烈的投射,而現在的研究者研究人物時不帶任何情感的投入,追求價值中立,具體哪一種研究方式更能找到真相需要研究者自己去衡量。劉擎教授認為「價值中立」並非是要忘記自己的立場,而是時刻提醒自己的立場,價值中立是通過與其他視域的對比達成的。

重新將革命代入思想史研究唐小兵:之前的思想史研究更多是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比較精英的歷史人物的觀念研究,近年來新革命史研究崛起,包括我所做的左翼文化傳播及中共在城市對於中小知識青年的動員研究,發現革命者的參与動機絕非僅從實際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亞洲主義的兩面性許紀霖:東亞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有很多歷史現象都要通過思想的深度探索才能夠得到理解,比如村田老師所提到的日本亞洲主義呈現出的「霸道」「王道」兩面,若僅以「霸道」一面去理解這些人物的思想則是不可思議的,但可怕之處在於本初「軟性」的烏托邦向「剛性」烏托邦的轉化,善的一面向惡的一面的轉化。

圓桌︱思想史研究的新問題、新視野和新方法

這意味着思想觀念的發展和演變,雖然有許多蹤跡可循,但它沒有清晰的規律,需要有高度的語境化理解,而所有人類語境既有共通性(否則我們無法成為「人類」),同時又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所以,思想史研究本身也就帶有「黏連」的特徵,要對繁雜紛亂的現象提出一個有效的闡釋框架,提出一個敘事性的論述。這是極為困難的工作,但我們時代面臨各種大問題,包括文明之間的關係,包括新技術革命的衝擊,都需要以這種跨學科的、同時兼顧普遍和特殊維度的視野和方式來探尋和理解。在我看來,思想史研究有可能借鑒和吸納哲學的傳統,在未來提出關於根本問題的宏大敘述。

按照馬克思主義革命觀來說「革命是一個社會經濟基礎變革所引發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社會運動」,而中國的革命是一些具備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以思想來掀動社會的運動。可見中國革命是以新思想和新文化來引領社會變革的。中國革命早期的參与者發動者很多出身於沒落的士紳家庭,包括1930年代很多出身富庶家庭的子弟亦投身革命,而投身革命的原初動力絕非可以從利益角度去考察,背後還有思想觀念的強大作用力。一戰以後上海出現了各種各樣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有人說一戰以後有兩種類型的印刷品比較流行,一種是紙鈔,另一種則是談論社會問題的著作。社會問題著作的出版其實反映了在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知識界開始整體性地思考貧困、教育、暴力、婚姻、家庭等社會問題,而起初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論述絕不限制于馬克思主義者,還包括自由主義者比如陶孟和、孫本文等人的論述,這種論述偏向于通過公共政策和政治立法的方式來漸進主義地解決具體問題,說得直白點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左翼知識人用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背後預設了任何一個社會具體問題的呈現都是這個社會系統性危機的表徵,而只能以整體性的行動一勞永逸地來解決之的立場。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初期,針對社會問題尋求整體性解決的論述佔據上風(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線索),如20年代末期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內涵的社會科學著作和論述被賦予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大於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時人期待用社會科學的方式照亮社會演變的道路。

3、革命。當下有些革命研究在回歸,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有些革命研究沒有復歸,如太平天國運動。這其中的落差和學界對革命理解的變化有關,我們越來越覺得思想與20世紀革命緊密聯繫。而20世紀革命不能割裂,必須要將辛亥、五四、北伐、新中國建立、「文革」、改革開放連貫起來看,正如魏斐德(Wakeman)的中國警察研究絕不是做一個警察具體做什麼的研究,而是希望以警察為視角將清末、北洋、民國、新中國建立后的連續性做出來。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也應該有這樣的意識和雄心。

思想史更接近「雲」劉擎:上次陳嘉映老師來這裏講座,談到在古希臘時代,哲學是「通天曉地」的學問,而現在成為一種專業,哲學家變成了尋常的專業學者。的確,哲學最初是最高的學問,探索最根本的大問題,涉及幾乎所有領域,而且與生活實踐密切關聯。但是近代以來哲學一直在退守。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社會的關係、人和自我的關係這三重關係在近代發生重大轉變。17世紀科學革命以後,哲學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詮釋逐步讓位於自然科學,人與社會關係研究逐漸讓位給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等,在人與自我的探索中,心靈哲學、道德哲學和倫理學仍然存在和活躍,但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的發展非常強勁,正在「侵佔」原來屬於哲學的領域。所以,哲學退到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哲學的根本關切與宏大論述仍然存在,但似乎遠離了生活實踐的世界,人們在面對生活問題尋求解答的時候,通常不是首先求助哲學,而是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

警惕「去語境化」、「去脈絡化」的閱讀許紀霖:現在有了大數據以後,我們就可以將某篇文章從雜誌里抽離出來,呈現出今天我們「去語境化」、「去脈絡化」的閱讀方式。所謂「去語境化」,是對你所要研究對象的時空背景描述模糊不清。為何《蒙娜麗莎的微笑》這幅畫美麗動人,絕不是因為她神秘的微笑,如果蒙娜麗莎生活在一個抽象的時空里,其所依託的具體成長時空被隱去,蒙娜麗莎的美還會有具體價值嗎?因此,一個好的研究是需要語境的。所謂「去脈絡化」,即剝離外在理路,隱去研究人物的今生前世,而一個好的研究是需要建造一個脈絡。自從我1988年我寫作第一本書《無窮的困惑》以來就發現論文最難的部分在於描述時代背景,一個真正好的研究者不僅是你工筆畫畫的好,還要擅長勾勒出你自身對於那個時代背景獨特的理解。

中間融合視域劉擎:如何理解一個異己的他者?許多人主張進入他者所處的語境脈絡,完全拋開自己的成見和先見,這種說法用意是好的,但在哲學上說是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的確,成見和先見會妨礙研究者理解陌生的他者,但如果不存在任何先見,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觀察和思考,也沒有闡釋有效的衡量標準。因此,我們的先入為主的預設和定見,在雙重意義上與理解有關,它一方面妨礙我們去「客觀地」認識異己者,但它又使我們的認識和理解成為可能(enable),脫離了任何視角的觀察和闡釋是不可能的。正如伽達默爾提出的「視域」(horizon)概念所揭示的那樣,你總是無法真正擺脫已經被規定了語境脈絡之中,不能直接跳出他者的「視域」,但是我們可以形成一個新的視域——這個視域既不完全是你自己的,也不完全是他者的,這就是所謂「融合視域」。而且這個「融合視域」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在反覆地了解、閱讀、思考和想象等努力中,在與他者(真實或想象的)「對話」之中,逐漸形成、改造和完善的。我認為,所謂儘可能地進入他的脈絡,所謂移情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並不是要「忘記我自己」,不是拋開自己的先入之見,恰恰相反,這需要時刻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先入之見,對於自己習以為常的成見展開不斷的反思,才能達成有有效的融合視域。沒有人能獲得上帝的視角。走進歷史的真相,抵達歷史的理解,始終是在生生不息的對話之中展開的。融合視域之所以可能,因為人的意識結構具有想象和反思的能力,這意味着我們雖然不能擺脫自己,但我們總是可以與自己拉開具體,實現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超越。

1、起點。在談及一個人的變化時,其實隱含了你知曉那個人之前的狀態。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起點——明清史來說,其在政治敘述、經濟敘述、文化敘述層面已經改寫了無數,這樣的起點改寫深刻影響着中國近現代史的表述。新清史中某些研究給了不少有價值的提示比如馬世嘉的《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其揭示的清朝統治者與俄國、印度的來往史實表明皇帝清楚地知道帝國統治的邊界,與周邊國家也有複雜的資訊獲取體系,這直接可以影響關於日後現代外交的一系列論斷。

思想史研究的反撥與「新」的操作方式

許紀霖:不論中國還是世界,革命籠罩着20世紀。革命背後不僅有利益關係、權力關係,參与革命者和反對革命者,其背後還有其強大的動機,這個動機只能從思想的角度進行理解,而不能僅僅將思想看成一個利益、權力關係的反映。對於加入革命的知識分子來說,加入革命的物質利益動機是其次的,他們是將革命理解為一種自我和世界關係重新塑造的方式。在革命當中,重新塑造自我,塑造革命新人,獲得人生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

此外,在思想史研究中求真與求解是怎樣的關係?例如當代人是否能夠研究當代史?楊國強老師曾說「當代人做當代史會有雲遮霧罩之感」,個人情感的代入、立場的選取和材料的解讀方式都會影響當代人做當代史研究,導致當代人無法看清當代史;另一種說法是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寫作當代歷史會是一個內在化的理解。溝口雄三有篇文章叫《關於歷史敘述的意圖與客觀性問題》,他認為當一個人要進入相對陌生的歷史場域里,先要將偏見、先見和前見暫時擱置起來,在歷史的海洋任意觸碰經驗材料,從內部慢慢生長出對特定時空歷史人物的理解,再依據既有理論的思考進行往返對照以達到反思的平衡,這或許會給予我們方法論上的借鑒意義。

瞿駿:談到今天與會的主題「思想史研究的新問題、新視野和新方法」中的「新」,恐怕要對「新」進行簡單的界定。一種「新」是目前學風轉移、學術趨向轉移下造成的對於「時風」和「時趨」的反撥;另一種「新」則是一種復古vintage層面的新,即以復古為解放,以前的樣貌重新浮現在當下。

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反精英主義也是值得注意的潮流。惲代英曾在發表于《中華教育界》的文章《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中針對來信讀者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如何找到一個好的學校,學到真正有意義的知識,且這種知識既是能夠自足的,又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惲代英說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好的學校,沒有好的教育,學校教育販賣的都是死的無用的知識,真正好的教育是投身社會革命的歷史洪流之中,從社會實踐中所獲取的知識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知識。從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中共早期對社會主義各種理論著作的翻譯,鼓動新知識和新文化的浪潮,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共早期領導人在其論述當中對於知識本身、學校教育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質疑,如此一來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構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張力。因此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動員式的政治活動,革命中的知識青年有其主體性,他們在參与革命時有其自身切實經驗的參照,如王汎森提出的「風」,這些知識青年在進入上海之前在地方上已然發出不滿之聲、鼓動啟蒙,而進入上海之後與蔚為壯觀的左翼文化運動匯流,所謂萬川歸海。

思想史的求真與求解唐小兵:關於五四運動還有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比如晚清的啟蒙與五四的啟蒙是什麼樣的關係,王德威提出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話題仍值得探索,余英時先生認為晚清的啟蒙與五四的啟蒙是完全不一樣的,晚清士大夫的知識格局處於傳統的中國學問格局中,而從歐美留學歸來的五四一代基本的知識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2、舞台。思想史除了關注人物的思想結構外,按照錢穆的說法我們得關注更多的層面,其中之一就是錢穆所說的「具體方面」,例如一本書的簽注、摺痕是如何產生的,每本書背後都和哪一群人有關聯,以筆名發表文章的作者其真實姓名為何。關注舞台的方法論意義在於,我們知道舞台不僅僅要知道人們在歷史中行動的變與不變,我們還要知道人們在歷史行動中的種種限制。我們現在考慮問題往往是「他能夠做什麼」,其實可以反過來問「他不能做什麼」,在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情況下仍然去做與知道、清楚的情況下去做顯然具有重大差別。例如魯迅和吳宓是否是仔細讀過對方的文章才進行論戰的?是否壓根不需要讀過對方的文章就可以論戰?這背後還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如北京與上海之間的郵政情況,每期《學衡》雜誌達到北京的時間,這些都會影響魯迅和吳宓論戰的思想史處理。

楊念群老師提及研究思想史的「薩賓娜」(個性)和「特蕾莎」(共性)的問題,其實早期投身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大都是很有個性的,但在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時他又面臨著身份、心靈和思想轉變的問題,從薩賓娜轉向特蕾莎所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比如丁玲、瞿秋白、蕭軍等人都無一例外地面臨這個問題。時代浪潮中的微小個體和宏大的共產主義革命潮流構成一個怎樣的關係?如果將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暫時擱置起來,微小個體是否就無法完成自我的確證?這些都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去理解中國革命。

就后一種「新」來說,當下的學術規範對於「復古」實有很大阻礙。以五四運動研究為例,時值五四百年之際,學術界的新成果層出不窮,但若要論到五四運動的全史,學界普遍閱讀的仍然是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這本經典論著,據我開會時了解,不少年輕學者實多有寫這樣大著作的期待,但也意識到目前由一人之力承擔五四運動全史的寫作似乎不太可能,提出的折衷辦法是以集眾的方式來書寫五四運動史。

就前一種「新」來說,近二十年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操作層面最大的一個變化是電子數據庫的大量使用,這造成了史料獲得的空前便利和史料數量的空前膨脹,但同時也面對着一個難題即「史料多了,怎麼辦?」。史料積多帶來的除了其本身浩如煙海、無法窮盡外,更多地是改變了做學問的方式。王汎森曾經指出,余英時先生只要略翻某份民國期刊,就能判斷它出版的年代,這一功力是基於在閱覽室親手翻閱舊期刊的方式。相對於這些舊的操作方式,如今我們的操作方式是直接在搜索引擎上輸入關鍵詞,甚至於閱讀論文的方式也發生改變,只要輸入論文作者的姓名就可以得到相關論文,這樣帶來的問題是歷史感與時間感的消逝,不同時間段寫成的文章被放置於同一個時間段進行考察。故而,我認為可以對以上學術風氣做一定程度的反撥。反撥的方法論基礎是「真相是多個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完整地、全面地、事無巨細地看到某個「過去」。即使是留存下來的浩如煙海的史料也只是一片森林中的一片葉子,即使這樣也還高估了留存史料在過去歷史中所佔有的比例。這其中一個層面的「反撥」是史料使用方式的反撥,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擺脫數據庫或者說改變應用數據庫的方式,史料應該從數據庫中抽離出來、從全集中抽離出來、從影印本中抽離出來,將它放置於其所發表的「原處」中去,多關注那份報刊中那篇文章的前後左右文章,即將史料重新放回它所在的「花盆」中。

2019年8月24日至28日,華東師範大學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研究中心聯合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舉辦了「第四屆中國思想史高級研修班」的活動。本期研修班主要分為導師講座、學員論文交流和圓桌對話三部分,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主持,日本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劉擎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瞿駿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唐小兵副教授參与討論的圓桌對話以「思想史研究的新問題、新視野和新方法」為主題,就當下思想史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和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與學員展開了深刻討論,村田雄二郎教授首先就日本國內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現狀進行了報告,指出日本目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呈現出青年人才斷檔的局面,以溝口雄三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的「黃金一代」已然逝去,而目前藝術史、科技史等材料的挖掘,對於融合思想與藝術、思想與科技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以下是此次圓桌對話的記錄。

許紀霖:做思想史要尊重真相,同時也要有想象力,但也不能太迷信想象力。真相之間是有空隙的,在這些空隙中需要想象力,特別是在思想、心靈層面的東西是沒有很多實證資料。太迷信想象力,將自己感受投射到研究對象,這其實是一種「自戀」,在自己的研究對象上看到自我的景象,而缺乏一種語境化的理解。陳寅恪所說的「同情之理解」是將研究對象放置在他的語境而不是你的語境內,因此在追求真實和發揮想象之間需要保持一種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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